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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书法艺术浅谈
陶 野
《散文笔会》杂志社编辑部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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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天下人所认可，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传承这五千年的博大精深的历史的“人”，正是我国的书法艺术。我国的书法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五千年历史的嬗变过程。
据《历代名画记》中谈论古文字的起源时说：“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很显然，我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这应证了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互为影响的这一真理，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再现这五千年历史的嬗变过程中，我国的书法艺术其实也有一个自身嬗变的过程。
在我国书法艺术的嬗变过程中，我国书法艺术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我以为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
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我国书法艺术完成了书体的演变，从一定意义上上说，我以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我国的书法艺术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以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为例，我以为是在魏晋二百年间的事。正是魏晋二百年间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定型和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
在魏晋二百年间的书法史上，被天下人公认的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一个是钟繇，另一个是王羲之。
的确，正是钟繇与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
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但是，除此二人外，我以为当推者则是被天下人忽略的陶渊明。
我为什么如此说，又为什么要在这一篇无什份量的文字中主张大力弘扬陶渊明书法艺术？下面，请让我逐一说来－－
一、我们现在能有传承下来的陶渊明书法艺术成果，本身就说明她具备了极高的艺术价值
现在，在武则天庙，有致远堂书法碑。致远堂书法碑也称“拟古杂诗碑”，是文学大师、思想大师、德操大师和书法大师陶渊明作并书写的杂诗12首原作，并有袁昂、徐勉、沈约及武则天等诸多书家与名人的题跋。
据袁昂的题跋称，这是陶渊明书送给一个叫云龛上人的人的，后来，被“山中宰相”陶弘景重金购去，他于陶弘景处有幸品看到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
据武则天题跋称，圣历二年十月，凤阁舍人韦嗣立以晋处士陶潜手书所赋杂咏呈进，欣然循览。
从这个题跋的字里行间，我估计，凤阁舍人韦嗣立或许同样以重金从“山中宰相”陶弘景家族后裔处购得了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
据张孝程的题跋称，山西省沁州人张孝程是从友人处得其真迹，求名工刻石而成，目的在于广传天下。
陶渊明书法作品碑刻拓片选
据山西省沁县文物馆的一位负责人说，张孝程的后代一直珍藏了这套石刻，但是，张氏后裔把它深埋地下，弥不肯示人。新中国成立后，这套石刻由张氏后裔于60年代交给国家，现存沁县文物馆。
原碑现在山西省沁县文物馆。武则天纪念馆于1991年拓印原碑文，于1993年复制立碑于庙内。
但是，据清道光年续修的及随后续修的《放船台陶氏源流》都有这样的记载：
陶渊明第48代裔孙陶允祚，明末袭百户，是为第九代百户侯，累官福王府御护卫指挥使。
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打进洛阳，陶允祚护送小福王南移。
随后，在南京城，一个偶然的机会，清康熙十八年的一天，陶允祚从一个名叫马湘兰的名歌伎手里以高价购得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并带回家作为家传珍宝。
传到陶允祚的裔孙陶淑敬手的时候，清乾隆六年的一天，都察院监察道御史张孝程在巡察中得知陶淑敬珍藏有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亲自前往陶淑敬家中，要求一睹珍宝。因为张孝程是都察院监察道御史，与兄长陶淑唐[荫太子府正七品典仪，累官至銮仪卫云麾使]同朝为官，所以，陶淑敬满足了张孝程的意愿。但是，后来不知怎么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就到了张孝程的手里。
知道家里失了珍宝，而且，是都察院监察道御史张孝程买走，陶淑唐找到过张孝程，想以重金赎回的，但是，未能如愿。
陶淑敬因此受到家族的处罚，被判为大不孝，一家30余口人被逐出居在县城的陶家巷，连一分薄地也没分给，同时，死后绝不允许进宗墓与祠堂。
清乾隆三十五年冬十月，陶淑唐的儿子陶其愫(袭云骑尉)，从张孝程裔孙手里重金购得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同时，购得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的剥件。
自此，陶其愫、陶奂(袭云骑尉，累官至銮仪卫云麾使)、陶士林(科考，累官到都察院监察道御史)、陶述裔(袭云骑尉，累官至銮仪卫云麾使)、陶鸣皋(袭云骑尉，累官到提督九门巡捕五营都司，赠游击)、陶玖德(袭云骑尉，累官至銮仪卫治仪正)，代代相传，各为珍爱备至。
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传到陶玖德的儿子陶泽祥的时候，共和国已经建立了。
为了不灭先祖遗志，陶泽祥将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装箱，连同另8只箱子，连夜重金委托给一个叫赵文东的长工做保护，并再三做了叮嘱。
共和国元年末，陶泽祥被人民政府专了政。
也就在陶泽祥被人民政府专政的同时，在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形势逼迫下，赵文东将另8只箱子上交了人民政府，而将藏有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的箱子埋在家屋后竹林里保存了下来。
文革结束后，1980年底，赵文东到县城找到了刚落实政策的陶泽祥的儿子，并将藏有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的箱子交还了“少爷”。
二、陶渊明书法艺术被历代书家、名人引为书法艺术的最高品
陶渊明书法艺术是南朝·梁以来中华书法史的一个重种要主成部分，1600余年来，始终如一地被书家、名人引为书法艺术的最高品。
1600余年来，褒扬陶渊明书法艺术的书家、名人众多，对下面，我仅从致远堂书法碑也称拟古杂诗碑，所留存的陶渊明作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并书写的杂诗12首后的附言来说明这一点－－
(一)、了解袁昂其人及他曾对陶渊明书法艺术的题跋
袁昂[]（461年～540年）字千里，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昂本名千里，齐武帝改今名，字千里。仕齐至吴兴太守。归梁位司空。谥穆正。颇善画。卒年八十。著古今书评。《南史本传、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古今书评》为其奉敕品评之作，共评25位书法家，多用妙喻，简介传神，对后世影响很大。
袁昂对陶渊明书法艺术的题跋是：“渊明好读书，怀奇负气，不肯随人。观其所作，生平略可概见。此杂咏乃书与云龛上人者，布笔陈辞，托兴甚远，临风披诵，可以得其志矣。”
(二)、了解沈约其人及他曾对陶渊明书法艺术的题跋
沈约（441年～513，南朝·梁，创四声八病之说，与谢眺等开创永明体，推动了诗歌向格律化的发展。著有《宋书》等，收有《陶潜传》）
沈约对陶渊明书法艺术的题跋是：“书以人重，渊明高情照水，胜气笼云。下笔清深，广哉邈矣。况复书法首贵不与俗同耶？杂咏诸篇为贞白陶先生所□，以余爱玩，□用为赠，览其遗迹，令人耿耿，千载而后，用永钦□也”不仅赞颂了陶渊明的高风亮节，而且，其中的“书以人重、书法首贵不与俗同”堪称书家至论。
(三)、了解武则天其人及他曾对陶渊明书法术的题跋
武则天（624年~705年）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即位），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唐高宗时为皇后（655—683）、唐中宗和唐睿宗时为皇太后（683—690），后自立为武周皇帝（690—705），改国号“唐”为“周”，定都洛阳，并号其为“神都”。史称“武周”或“南周”，705年退位。武氏认为自己好像日、月一样崇高，凌挂于天空之上。于称帝后上尊号“圣神皇帝”，退位后中宗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后按武曌遗愿改称“则天大圣皇后”）。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和政治家。
武则天对渊明书法艺术的题跋是：“圣历二年十月，凤阁舍人韦嗣立以晋处士陶潜手书所赋杂咏呈进，朕欣然循览。知晋代风标，朝野一致，如陶潜者，世徒谓其文咏可念，不知运笔静秀，楚楚涓涓，如深谷芝兰，无人自媚，洵可玩重，永炳千秋。御览。”她对陶渊明的书法艺术给予很高的评价，把陶渊明的书风诠释为秀美、恬静。
(四)、了解狄仁杰其人及他曾对陶渊明书法术的题跋
狄仁杰（630—700）字怀英，生肖虎，汉族，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南郊区）人；唐（武周）时杰出的政治家，武则天当政时期宰相。举明经。历官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侍御史、宁州、豫州刺史，武则天即位，任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后为来俊臣诬害下狱，贬彭泽令，转魏州刺史，神功初复相，后入为内史，后又封为梁国公。在武则天当政时，以不畏权贵著称。
狄仁傑对渊明书法艺术的题跋是：“陶公品行既卓，词翰复美，冲淡玄穆之中有低徊感寄之意，思而不迫，怨而不怒，长吟短咏，无限深情，此杂咏诸篇，令人一唱三叹，从笔楮间可想见其高风也”，对陶渊明的钦敬之情溢于言表。
(五)、了解王十朋其人及他曾对陶渊明书法术的题跋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出生于乐清四都左原（今浙江省乐清市）梅溪村。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他以“揽权”中兴为对，中进士第一，被擢为状元，先授承事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王十朋以名节闻名于世，刚直不阿，批评朝政，直言不讳。
王十朋对渊明书法艺术的题跋是：“千秋伟人，只字足重，况累篇长翰，至今完好，非有神物护持，未易几此，焚香静对，生爱更生敬也”，其获宝之情，爱、敬之态跃然纸上。
(六)、了解张孝程其人及他曾对陶渊明书法术的题跋
张孝程，山西沁州人，清代乾隆年间的进士，曾做过四川监察道御史，以能言、善言、敢言曾声动朝野。
张孝程对渊明书法艺术的题跋是：“靖节先生人品学问，晋代第一，从未有称及书法者。岁辛酉，余于友人处得所草杂诗十二首，古劲流逸，墨迹宛然，遂携至京，每一展玩辄不忍释手。固思物之美者，不可秘而弗传与传之不广且久，况物以人重，世不经见如先生手泽耶？爰访名工镌之贞石，以公天下。后世知好事者观之，不啻神依五柳，觉羲皇上人衣冠去今不远也。”其中，张孝程所说的“物之美者，不可秘而弗传与传之不广且久”的意思是，渊明书法艺术即便放在今世也相当可贵。
三、陶渊明书法艺术为何没有像书坛“三圣”乃至苏东坡的书法那样响誉天下
我所说的这些书家、名家对陶渊明书法艺术的题跋，来源于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7月分两次印刷的《陶渊明草书真迹》，尽管只是书迹石刻拓本影印件，但是，我以为，陶渊明书法艺术之所以没有得以像王羲之、王献之、王凝之三圣，乃至苏东坡的书法那样为当今世人所熟知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陶渊明的书法艺术被他自身的响誉天下的“诗赋名”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德”所掩盖
众所周知，自东晋年以来，陶渊明是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最杰出的词赋家与散文家。陶渊明今存125首[篇]诗文，其中，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陶文今存12篇，计有词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推崇备至，他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
《文选》收录陶渊明的诗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录较多的作者。
隋及以后，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
初唐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
唐朝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赏读《高士传》， 最佳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视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鼎石分门户，词场继国风。尊荣瞻地绝，疏放忆途穷。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谬惭知蓟子，真怯笑扬雄。盘错神明惧，讴歌德义丰。尸乡馀土室，谁话祝鸡翁？
中唐诗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唐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柴桑冲很近。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容利，老死此丘园。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同时，白居易在《效陶潜体十六首》中写道：“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我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这首诗就说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两宋时期，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
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
北宋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已”。
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很显然，苏东坡把陶渊明的诗放在了李白、杜甫之上，并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准确地概括了陶渊明诗的艺术风格。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他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渊明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晚年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居高声自远”。
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在北宋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极力推崇陶渊明，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渊明诗陶渊明文的就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南宋另一位爱国诗人陆游，在他的《渭南文集》卷二0《跋渊明集》里曾有这样的记载：“吾年十三四岁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由此，足见陆游对陶渊明之崇敬历久愈炽。
同在《剑南诗稿》里，陆游在卷七0《自勉》诗中写道：“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 正复不能到，趣乡己可观。 养气要使完，处身要使端。 勿谓在屋漏，人见汝肺肝。节义实大闲，忠孝后代看。汝虽老将死，更勉未死间。” 就此诗开篇之中的“学诗当学陶”一句，无疑，无论是就诗品还是人品而言，陆游都把陶渊明视为人生德艺双馨的典范。
陆游在他的另一首诗《读陶诗》中写道：“陶谢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诗家更道不？”意思是说，陶渊明的诗歌自然、质朴，艺术技巧高超，与天工造化相等。写成的诗歌作品，能使鬼神为之愁绝。请看“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陶渊明《读山海经》，本作者注）的句子，后来的诗人们还能再作得出来吗？很显然，在这里，陆游把陶渊明之后的诗人，包括被誉为诗圣、诗仙的李白、杜甫，都给说到陶渊明之下了，
元朝、明朝和清朝，直至现代，更是沿袭了两宋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
清末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在他的《舟中读陶潜诗》写道：“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在这首诗里，龚自珍拿陶渊明比作写《离骚》的屈原和“卧龙”诸葛亮，是为了彰显陶心中的一片报国热忱，和满腔抱负，拿“秋菊”来赞美陶渊明，体现了陶渊明的高超品质，表现了陶的清风亮节和不与世同流合污，说陶渊明有一颗为天下人的悲切凄苦之心，同时怀有一个“美政”的理想。我们从中更见陶渊明的诗品与人品。
鲁迅先生曾说过：“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渊明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下面，我把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陶渊明、陆游、鲁迅三位杰出文人传世而影响都很深远名句分别摘录在下，请各位一起来感受，看能从中发现什么：
1.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陶渊明)
2.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
3.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陶渊明)
4.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
5.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陶渊明)
6.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
1.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陆游)
2.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
3.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戌轮台。(陆游)
4.一片丹心图报国，千秋青史胜封侯。
5.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
6.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
7.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
8.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
9.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陆游)
1.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
2.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
3.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
4.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
5.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
很显然，这种对比后的效果是惊人的，后两位杰出文人陆游、鲁迅的思想，多么地像极是出自于陶渊明，但是，更比陶渊明来得更昂然。
同时，陶渊明的“诗赋名”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德”早就流芳海外。
据日本学者考证，在隋唐时期，就有遣唐使将陶渊明的诗歌编入《怀风藻》，并有大失根文次郎、中臣人足、藤原万里、大伴家持、淡海真人福良满、板上忌寸、藤原星窝、土井袄牙等，唐以来，基本上每一个新的日本时代都会涌现出数十位陶渊明诗歌研究者、编译者。
又据阿英先生的研究表明，早在唐朝初时期，就有使者把陶渊明田园诗传至俄国；上世纪初，还有留学生将张叔严把陶渊明田园诗俄译本送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以为自己与陶渊明的思想与为人很类似，对陶渊明的诗赞叹有嘉。
同时，有史可考证的是，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也有陶渊明诗歌译本，在日本、法国还流行一种名叫《陶渊明教学》的儿童连环画册。
总之，陶渊明的不朽诗篇，陶渊明的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1500余年来的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国、当代等八个时代中外文人的思想和创作，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1500余年来的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国、当代等八个时代中外人民的品德，为我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二)、陶渊明的书法艺术被他自身的响誉天下的“天下大同”思想所掩盖
在陶渊明的诗词中，影响最广、最深远的有好几首，而《桃花源诗并记》更是被中外世人、名家引为骄敖的是千古绝唱。下面，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桃花源诗并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jiā)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shě)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tiáo)，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yāo)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jì)，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
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独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怡然有馀乐，于何荣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
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仅从表面看，《桃花源诗并记》是一组既有记，又有诗文的组合体，是陶渊明辞别官场躬耕田园十余年后的一部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对人民辛勤劳动，友好相处，平等互爱精神的歌颂，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会的憧憬，以及对君权的否定。
当代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王瑶考证说：“《桃花源诗并记》所记载的南阳刘子骥，名麟之，是晋天元时期的一个‘闲人’，好游览山水，因此，《桃花源诗并记》开始就说：‘晋太元中’。但是，这并非陶渊明实际的写作时代”。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所考，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诗并记》的材料的主要根据，是来自如《赠羊长史》一诗中所说，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的西北人民逃避符秦暴疟的情形；而其理想成份，则与《拟古》诗第二首追慕田畴的事迹相同。《三国志》记‘田畴入徐无山中，营深显，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到五千余家’。其事与《桃花源记》极相似，是陶渊明社会理想的寄托。《拟古》诗作于南北朝宋永初二年即公元421年的辛酉，《桃花源诗并记》当时也同时而作。这一年，陶渊明57岁。
那么，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是不是真就是以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的西北人民逃避符秦暴疟的情形为材料所创作的，我以为很难说。
可是，《桃花源诗》并非纯粹的虚构也是中外文学史家给予肯定的，原因是她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那就是东晋末期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人民不堪其苦逃匿于封建剥削压迫无法达到的深山洞穴去居住是完全可有的。
陶渊明生活在浔阳柴桑山一带。
就陶渊明生活的物理环境，被确定在浔阳柴桑山一带，无论是他的好友颜延之给他所写的祭文《陶征土诔》，还是后来的萧明太子为其立的传，以及1640余年来的中外文学史家的考证，都完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当时，陶渊明所生活的浔阳柴桑山一带，乃至更广大的地区，也是战争频发，人民生活最为困苦的地区。关于这一点，有史可证。据《晋书·刘毅传》记载，义熙八年，即公元412年，刘毅曾在上给皇帝的奏章里说：“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惨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救，不避幽深”。
正是在刘宋初年，享年仅63岁的陶渊明晚年，人民不堪其苦逃匿于封建剥削压迫无法达到的深山洞穴去居住的也很普遍。关于这一点，有史可证。《宋书·荆州蛮传》里这样的记载：“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即便是那个时期不同的史书，都记载着类似的内容，我以为是可信的。
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我以为陶渊明才会有如一只冲出黑暗的夜鹰，啼血一般地以《桃花源诗并记》唱出“天下大同”这样1640余年来的绝响，而且，音韵必将贯穿整个人类史。正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中唱出的“天下大同”思想，比共产党人的精神领袖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早了1500余年。
的确，在《桃花源诗并记》中，陶渊明以异乎寻常优美流畅而意象葱笼的笔调，为他之后1640余年的人们，也更为他之后的整个人类史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图景：这是一个环境优美，社会风气淳厚，人际关系融洽，人民勤劳自觉，彼此互亲友爱，不愁吃穿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礼仪兴则是必然的。
《桃花源诗并记》所描绘的社会，我以为主要有以下的特征：这是人间真正意义上的天堂。人们为了躲避乱世，走到了一起来，而且，长久地生活在一起；人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既便有分别，那也仅是男女之别，长幼之别；没有贫富悬殊，贵贱差异，更没有战乱之苦，盗窃牢役，贪官污吏；当然，更无君王党政；一句话，完全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
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里唱出的这一“天下大同”思想，1640余年来，始终如一地深受历代有作为的帝王赞誉：
唐太宗李世民赞誉道：“高德陶彭泽，志存桃花源”；
宋太祖赵匡胤赞誉道：“昔有陶渊明，仁德桃花源”；
清康熙爱新觉罗·玄烨赞誉道：“天下归一统，可趋桃花源”；
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赞誉道：“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
同时，也深得海外的回应，有人说，西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正是来源于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考证，但是，我以为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为此，我说：陶渊明书法艺术之所以没有得以像王羲之、王献之、王凝之三圣，乃至苏东坡的书法那样为当今世人所熟知，完全是因为被他自身的响誉天下的“三名”即“诗赋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德名”和“《桃花源诗并记》所唱出的’天下大同’思想名”所掩盖了光芒。
(三)、陶渊明的书法艺术被先辈书法大家与门阀制度所压制
早在陶渊明小有名气之前，即便把陶渊明名动朝野的《闲情赋》看成是他青春年少时期的作品，但是，在此之前，中国书法艺术就主要掌握在少数书法世家之手里了。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有琅邪王氏、颖川庾氏、陈郡谢氏、高平郗氏、太原王氏和江夏李氏、吴郡张氏等人。下面，我逐一对这七大书家族给予简略的介绍，以便帮助了解陶渊明当时的书法处境——
琅邪王氏书法的代表人物是王导、王敦、王廙、王羲之、王献之、王凝之、王洽、王殉、王珉等九位。
王导(276-339)，字茂弘，王览之孙。东晋著名政治家。辅佐晋元帝司马睿立足江东，为东晋王朝的稳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王导长于书法，据史料记载，王导曾得到锺繇所书《宣示表》，非常珍爱，下江南时，将其带到江南。王导善草秦和行书，师承锺繇和河东卫氏，书法为当世所贵。
王敦虽然是一员武将，但是，也很长于书法的。
王廙(276-322)，字世将，王览之孙，王羲之的叔父。《晋书·王廙传》中说他“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技。”因此，王廙是东晋初年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
据考，王廙的书法师承锤珠，善“章楷”，即今天的楷书，同时，兼工行书、草书和飞白书。其传世书法作品有《祥除帖》、《昨表帖》、《七月帖》等。
南朝王僧虔在《论书》中说王廙的书法在王羲之之前是江东第一，“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可见王廙对王羲之书法的影响是很大的。
王洽，字敬和，王导之子，有美称。历官中军长史，建武将军、吴郡内史，加中书令。工于书法，传世作品有《辱告帖》、《仁爱帖》、《兄子帖》、《感塞帖》等。
王询(350-401)，字元琳，王洽之子。弱冠与谢玄二人为东晋名将桓温掾，俱为桓温所敬重。桓温经略中原，军中机务，一以委之。历官大司马参军、中军长史、侍中、辅国将军，太子詹事等，封东亭侯。
《晋书·王廙传》说王询有才名，在政治上，他党于桓氏。桓温子桓玄谓其“神情朗悟，经史明澈.风流之美，公私所寄。”长于书法，传世作品有《末冬帖》、《伯远帖》等。
王询的《伯远帖》墨迹纸本，行书，凡5行47字，历代流传有绪，后入清宫内府，乾隆皇帝以此帖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合称“三希”，因名其斋日“三希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询的书法中锋、侧锋并用，气韵流宕，结体用笔多以敬侧取势，生动俊逸。董其昌谓其书法“潇洒古澹，长安所见墨迹，此为尤物，足见东晋风流。”在《画禅室随笔》中，董其昌更因此而认为王询的书法“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王珉(351--388)，字季琰。王洽子，王珣之弟。《晋书·王琅传》谓王琅“有才艺，善行书，名出询右，时人为之语曰：“法护(王询小字法护)非不佳，僧弥(王琅小字僧弥)难为兄。”历官国子博士，黄门侍郎。曾代王献之为中书令，世称“王小令”。传世作品有《此年帖》、《十八日帖》及《今欲出帖》等。
颖川(今河南禹县)庚氏在书法艺术上的代表人物有庾亮、庾翼等二人。
庚亮(289-345)，字元规。长于草书和行书，风格纵放，自成面目，传世作品有《书箱帖》。
庾翼(305-345)字稚恭，长于楷书、行书和草书，少年时书法和王羲之齐名，传世有《姑吏帖》。
高平(今山东金乡)郗氏书法上的代表人物有郗鉴、郗愔、郗昙和郗超等四人。
郗鉴(269-339)，字道徽，出身地方豪强之家，东晋重臣，王羲之的岳父。书法特点是丰茂宏丽，下笔流畅。
郗愔(313-384)字方回，王羲之妻弟，善草书，纤株得中，富于态势，早年书名亚于王羲之。传世作品有《至庆帖》、《比书帖》、《石首干帖》、《敬豫帖》等。
郗昙和郗超(王羲之妻侄)也都长于草书和楷书。郗超的传世作品有《远近帖》等。
陈郡(今河南淮阳)谢氏在书法上的代表人物有谢尚、谢奕、谢安、谢万等四人。
谢尚(308-357)，字仁祖，善草书，风格峻整。
谢奕(?-358)字无奕，史书记载其书法风格潇洒，任兴而为。
谢安(320--385)字安石，东晋著名政治家，善楷书和行书，虚和醇正，有名士之风。传世有《八月五日帖》《哀穷帖》、《道民帖》等.
太原王氏书法上的代表人物有王述、王潇等。
王述(303-368)，字怀祖，官至会稽内史、扬州刺史。至唐代仍有书法作品传世。
王濛(309-347)字仲祖，善隶书和章草。
王修(334-357)字敬仁，能文善书，师法锺繇，长于隶书和行书，和王羲之关系很好。
江夏李氏书法的代表人物有李式兄弟。
李式(275-328)字景则，书名在王澳和王导之间。
李充(?-362)，李式的堂弟，其母亲就是著名的卫夫人卫栋，少承家学，长于楷书。
吴郡张氏是东吴的旧族，以书法著名的有张弘、张翰等，均见于历史记载，但没有什么书法作品流传下来.
在东晋初期，因为在书坛影响最大的人物都是从北方南下的士族，所以，他们的书法风格仍然继承了西晋的风气，主要师法张芝、锺繇、卫店和素靖等人，最具代表的王导、王姨等人无不如此。
东晋中期以后，王羲之、庾翼、谢安等人成长起来，琅邪王氏逐渐领导了当时的书坛，特别是王羲之，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
东晋晚期，王献之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与其父王羲之人称书坛“二圣”。
而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东晋晚期与南北朝初期，面对艺术成就造诣高超的琅邪王氏、颖川庾氏、陈郡谢氏、高平郗氏、太原王氏和江夏李氏、吴郡张氏等人，在书法上的陶渊明，就像极是被参天巨石压砸下的一棵小草。
同时，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是，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却又是一个多有建树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正是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
而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
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
而东晋时期的士族制度正是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东晋时期的士族制度正是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的原因，主要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
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当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于超越皇权，皇帝往往不得不依赖士族的支持。为此，东晋门阀政治达到了极鼎盛时期。
东晋时期，士族不仅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而且，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同时，在文化上崇尚清谈。
更有甚者，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
在这样一个十分看重权贵门第的时代，像极陶渊明这样即便是有登天能耐的人，在北方南移的士大夫们眼里，绝不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龙凤。
与北方南移的士大夫对立的是南方当地的庶族。
据《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论》记载，世族、庶族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因此，这两个阶层之间是不相往来的。庶族虽致位通显，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见世族，亦不为世族之所礼接，甚至于还会受到侮辱。下面，我从《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南史·江夷传曾孙斅附传》里分别摘取一个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宋吴郡张敷为正员中书郎，中书舍人秋当、周赳以为与张敷是同僚，商量是否应该去拜访张敷。
周赳说：“他倘若不招待我们，我们会很难堪的，我们还不如不去。”
秋当说：“我们也已经有相当的地位了，既然是同事，去了随便坐坐总还可以吧！”
商量来商议去，最后，秋当、周赳两人答成了一致的决定：去看张敷。
见秋当、周赳两人来，张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
二客就席后，张敷呼左右曰： “移我远客 。”明显表示出不愿意和秋当、周赳共坐。
秋当、周赳二人感到很窘迫，最后，只得悻悻地退出门去。
－－齐中书舍人纪僧真，曲掌机要，曾请求齐武帝萧赜：“臣出身本系武吏，荣任高官，又替儿子娶得旧门荀昭光家的女儿作媳妇，现在，我没有其他要求了，只请求陛下允许臣列入士族！”
齐武帝说：“由江斅、谢沦，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
纪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但是，斅便命左右曰：“移吾休让客。”
纪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优越与对当时官位身份的严格区别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庶族身份出生的人，即此敝端，已可概见了。
世家大族为了要表示自己门第族望的特别优越，为了不使混淆所谓“士庶天隔”的界限，他们就必须不与寒门庶族通婚。所以，世家大族对婚姻的选择，特别重视门第，高门望族一定和高门望族结亲，比如：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也一定自择素对，或者和会稽孔、魏、虞、谢四姓结亲。一方面他们不以连姻素门出身的南朝帝室为殊荣；另一方面，他们也以“营事婚宦”，不得及其门流为耻。因为“婚宦失类”，就会受到本阶层人士的排斥和非难，他们金字招牌的门第就会变得不光彩，他们以后的政治前途就会黯然失色的。
然而，南朝庶族出身的将帅，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既是那么大，所以有少数世家大族与这一批暴发户结起亲来，如琅邪王锡（王尊七世孙）以女妻沈废之子沈文季，陈郡谢超宗（谢玄玄孙）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谢脁妻王敬则女婚，像东海王源（王朗七世孙）嫁女与富阳满氏满璋之子满鸾，满氏下钱五万，以为聘礼；南齐御史中丞沈约上表弹劾，以为王源曾祖位至尚书右仆射，王源本人及其父祖也都位列清显，而满璋之虽任王国侍郎，璋之子满鸾任吴郡主簿，可是，满氏的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此为甚，故请政府革去王源官职，剔出士族，禁锢终身。可见庶族、世族的界限是极严格的。
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史通·邑里篇》里有“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的记载。郡望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
自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开始播迁渡江，一个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用不着自行表禄，迁徙到其他地方以后，但是，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谢氏或江氏就不是，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或姓谢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氏或哪里的谢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而非别的谢氏、江氏了。可见，所以重视郡望，是讲究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
由于重视门阀，于是谱牒百氏之学，遂成为专门的学问。平阳贾渊，祖弼之，父匪之，祖孙三代以谱学名家。弼之，晋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谱。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谱》，俾便吏部诠叙之用。难怪唐人柳芳说：“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宋、齐以下，不熟悉谱学的，即认为不能居吏部之职。
在这里，我再以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为例来加以说明这一点。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官至太尉，封长沙郡公，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皇帝无位无权再给予封赏的人，在当时也被北方南移的士大夫们讥笑为“傒狗”，就更不说到了陶渊明时候家道已经处于低落的陶渊明了。
为此，面对壁垒深严的门阀制度，陶渊明的书法艺术更像极是被迫深埋在万丈厚土下的宝石，在当时的确是难有见天日的。
四、陶渊明书法艺术历久弥新，在当代乃至今后都是引领书坛的风向标
前面，我已经用较多的笔墨，逐一展示了从袁昂、沈约、武则天、狄仁杰、王十朋乃至张孝程等历代书评家、政治家对陶渊明书法艺术的题跋，其另一个目的，就在于以此说明陶渊明书法艺术历久弥新，在不同历史时期引领书坛的风向标。
下面，就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我简略地谈谈自已对其艺术特色的粗浅认识。
从用笔上看，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方圆兼备，刚柔相济。这正和了明赵宦光在他的《寒山帚谈》中说，草书须刚柔相济乃得佳。
为此，我以为完全可以这样说，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用笔足开启他之后717年的赵佶《千字文》一路狂草书风先河。所不同处，正如邱振中在他的《神居何所·草书三题》所说的：“赵佶及宋克等人在流动感上有所领悟，但无法在其中加入重与拙的成分”，而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用笔的一大特色是线条的陌生感：多了一些装饰性的连绵、钩连和曲直交错。翻折、顿挫、侧笔神出鬼没，中锋圆笔线条又开后世怀素一路狂草先河。
从运笔上看，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运笔迅疾，使转纵横。这正和了唐孙过庭在《书谱》中说的“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更应和了唐张怀瓘在他的《书议》里说的“或烟收雾合，或电激石流，以风骨为体，以变化为用。”同样，也应和了邱振中先生在他的《神居何所·草书三题》里所说的“截止唐代，草书都是一种书写迅疾的字体……速度与笔毫的弹性，手部动作的复杂程度等都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
的确，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其运笔迅疾集中体现为线条的游丝牵带与飞白，字与字之间快速流走，狂放跌宕，笔势挟风雷，来去不可遏止。
从气韵上看，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气畅神融，意多于法。这正和了周俊杰先生在《书法美探奥》里对草书气韵的精彩的论述：“欣赏草书，最关键处，要体会一个‘气’字……这是通过表面使转表现出的更深一个层次。它在整幅作品中回旋，灵动多变，又凝聚在每一笔画中”。更应和了清代梁同书在他的《频罗庵论书》所说的：“写字要有气，气须从熟得来。”
正如陶渊明的为人，在书法上，他无意于成为一个大书法家，或许正像极他写诗，信笔写来，气畅神融，意多于法，正如清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书概》所说的“他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一个道理。
整体来看，陶渊明所留下的这12首诗草书真迹，作为一个特殊的草书样本，作为一代文学大师、思想大师、德操大师和书法大师的手迹，在今天乃至今后对陶渊明的研究和中国古代草书钩沉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正如武则天在陶渊明所留下的12首诗草书真迹题跋中所说的那样：“知晋代风标，朝野一致，如陶潜者，世徒谓其文咏可念，不知运笔静秀，楚楚涓涓，如深谷芝兰，无人自媚，洵可玩重，永炳千秋。”我有坚信陶渊明草书艺术知晋代风标，并将永炳千秋。
注：本文所引文字，已经随同本文说明了出处及作者，不再于文末标注，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