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国际文化交流 - 钟优民

钟优民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员、中国陶渊明研究会顾问

( 版权声明：本文获庐山市陶渊明研究会授权发布。如有侵权，请联系处理。

文档下载可点击下方链接另存。为保护版权，请添加客服微信免费获取文档打开密码。)

陶渊明与国际文化交流 - 钟优民.docx

陶渊明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伟大作家，他的诗文不多，却篇篇精品，字字珠玉，其内容与形式之新之奇之美，空前绝后，罕见其匹，成为常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巅峰。他不仅为中国人民也为全世界人民所深深喜爱，他卓越的艺术创造使他不仅属于中华民族和他生活的时代，同时也属于全人类和未来。他的作品既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被视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而倍加珍重，永葆青春活力而称誉寰球。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永不停止，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千百年来，陶渊明的诗文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海外，无数读者从陶诗中得到抚慰、希冀和启迪，相信这个世界仍有真善美的永恒延续，产生异常巨大、无比深远的影响。对陶诗的学习、研究早已成为世界各国诗人、艺术家和批评家的热门话题，对各国历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滋润浇灌的促进作用。从中不难见出，陶学早已不仅是“国学”，而早已为世界各国作家和文艺批评家所瞩目，陶诗早已成为联系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纽带。

中华文化是人类古老的民族文化，它历史悠久，并曾在人类文明史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光辉灿烂的领先地位。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它与相邻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并以其文化的优势影响甚至同化其周围的弱势文化。正是这种文化大交流的过程中，陶渊明的诗文与其他许多优秀古代经典之作一道，很早就由留学中国的文化学士带回日本、朝鲜等国。据日本汉学家考证，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10年）淡海三船编撰的《怀风藻》诗集，已收录有陶诗，这就明确显示该诗集成书之前，《陶集》已在日本流传开来。在朝鲜，远在新罗时期（前57—935）末叶，朝鲜文坛对陶公其人其文的鉴赏评论已经兴起，可证《陶集》传入朝鲜至迟不会超过中国晚唐（836—906），从此陶渊明对日、朝等东方国家的文学发展开始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奈良朝（701—791）《怀风藻》、《万叶集》两部诗集中，不少篇章涉及陶渊明及其作品，其时日本读者和诗人的兴趣多集中在《桃花源记》和有关反映辞归、陶逸的作品上。公元9世纪到14世纪，东方各国诗人对陶作接触更多，随着视野的扩展，兴趣更为浓厚。日本平安朝（794—1185）诗坛上咏陶之作日趋多样化，撰写出不少咏柳、咏菊之篇，如“四分一顷田，门外五株柳”、“如何仙菊笑东篱，看花纵赏机事外”等。朝鲜诗人崔致远（857—915）更仿效以“孤云”自比的陶渊明，自号“孤云”，反映陶公诗文、人品对崔氏的深刻启迪。高丽时期（918—1392）朝鲜文坛对陶公景慕、评论更为发达，如高丽朝第一大诗人李仁老（1152—1220）曾自称“人呼金栗如来之后身，自号古葛天氏之遗民”（《卧陶轩图自赞》），颇有五柳先生之流风余韵，其创作有的从内容到形式皆模仿陶作，如“归去来兮，陶潜昔归吾亦归，得隍鹿而何喜，失塞马而奚悲，蛾烛而不悟，驹过隙而莫追，才握手而相誓，未转头而皆非”（《和归去来辞》），充分显示其接受陶公熏染之深。在朝鲜文化史上，论仿陶成绩最突出者，还当首推著名诗人李奎报（1168—1241），其杰出的文学成就与接受陶渊明的艺术启迪更有密切关系，他曾创作诗歌二千多首，其诗文咏陶、拟陶的文字多达四十余处，他旗帜鲜明地谦称个人乃“古陶渊明之徒”，夫子自道，引以为荣，反映出朝鲜古代优秀作家对陶公之仰慕，堪称极致，这一佳话当永垂中朝文化交流史册。

公元15世纪到近代，东方国家对陶诗的学习、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在日本江户朝（1603—1867）时期，诗人、批评家对陶诗的唱和以及对陶渊明的评论一直不绝如缕。在朝鲜，其山水文学受渊明影响最大，其代表作如李滉（1501—1570）《陶山十二曲》、朴仁老（1561—1642）《立岩歌》等皆仿效陶公山水田园诗，赞美自然和田园隐逸生活，在越南，其作家对渊明的崇拜和仿效亦历历可寻，如越南后黎朝国王圣宗黎思诚（1442—1497）与众臣合编的《天南余暇集》就包含有评陶文字；“陶靖节之《读山海经》，犹屈子之赋《远游》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悲痛之深，可为流涕”。本则诗话反映当时越南诗坛对陶诗尚处在引进、学习阶段，评论较为空泛浮浅。越南阮朝明命时期的文坛领袖阮文超（1799—1872）年青时致力于学习汉文学，曾赋诗云：“陶韦李杜多参取，一扫纷纷晚世音；平实尽无惊快语，从容不假削绳心。”（《读朱文公诗》）反映出他的诗学观踵武渊明，同样不喜雕琢巧饰，崇尚平实。

19世纪以来，世界文学飞跃发展，陶渊明在东方各国的影响仍持久不衰。明治维新后，接受欧美文化洗礼的日本文坛，汉学家纷纷以新的西学眼光观照陶公及其创作，取得突出成绩，其卓越代表是宫崎湖处子（1864—1922）和夏目潄石（1867—1916）。他们两人皆从陶诗中汲取营养，而且这种“汲取”已超越以前日本诗人对陶诗的模仿、复制，逐渐走上消化吸收、综合创新的阶段。宫崎湖处子的《归省》，曾被誉为日本文学史上最早提出“回到大自然中去”的田园文学的首部力作，书中谈到著者青年时代曾经“每天只以散步、野餐和陶诗为乐”的难忘经历。他还著有《华兹华斯与陶渊明》一文，将近代英国基督教田园诗人与古代中国田园诗人加以比较，指出华兹华斯主张大自然是人类心灵的保护者，人类应该遵循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他的这种东方式的自然观与陶渊明对田园自然的赞美完全吻合。这种将东、西方诗人横向比较的探索，不但在日本汉学史上，就是在中国陶学发展史上亦属首唱，很有价值。陶渊明对自然的赞美和皈依，在夏目潄石的思想和创作上更多有体现。夏目潄石基于人本文义认识论“则天去私”的人生观，与陶公“质性自然”的人生价值观相通，两者皆主张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去生活，反对做作、矫饰和对人性的桎梏、压抑。在艺术上，陶公追求的主要不在形式，而是体现自然本性、和谐的真美，潄石亦与之相仿，他曾经写到：“西方诗歌皆以写人事为主，即或是所谓纯粹的诗歌，也不知摆脱这一境地”、“可喜的是东方的诗歌从这一羁绊中解脱出来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此一句，就是以令人完全忘却恼人的尘世”（《草枕》），认为渊明的自然观，就是让人和自然融为一体，豪无人事的烦恼，并从陶诗中发现超越尘世的真的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汉学界对陶渊明的研究和译介，高潮迭起，著作之半，令我辈陶学同仁钦羡不已，这方面的信息中国学者介绍颇为详尽，为避免重复，兹不赘述。在韩国，随着中韩关系的正常化，韩国的汉学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掀起热潮，陶渊明的评论随之日趋兴盛。韩国成绩卓著的陶学家首推车柱环教授，为韩国陶坛的领袖人物，1954年以论文《陶渊明诗之特性》获汉城大学硕士学位，1968年以论文《陶渊明五言诗疏证》获同校博士学位，终生以研陶为己任，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值得陶学同仁充分肯定。其所著《陶渊明诗补笺稿》、《陶潜诗读记》、《韩译陶渊明》等，对某些陶诗的写作年代、文字训释，均别具创见，不失为一家之言，如他认为《归园田居》诗题中的“园田居”乃渊明之田舍，盖其儿时所居，稍长出居闾里，杂处人群，遂未尝躬耕，故谓其来居田舍为“归”。“误落尘网中”盖指其出居闾里杂居人群而言。“一去三十年”谓出居闾里有三十余年之久。（笔者上世纪70年代未撰写《陶渊明论集》书稿时，尚未闻车氏此说，曾释“一去三十年”句云：“盖自上句‘少无适俗韵’的‘少’时计算，至渊明归田之年（四十一岁），举其大数，恰为‘三十年’，陶诗中所冷嘲热讽的‘俗韵’就是‘闾里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这种无耻行径，他从小就对这种污浊的社会风气深恶痛绝，但三十年来他自己也摆脱不了世俗“尘网”，时至今日，方才大梦初醒，迅速跳将出来，回到丘山田园”。真可谓无独有偶，两者相距千万里，释陶上却不谋而有相通之处。）据此，车氏认为《归园田居》五首盖在三十六、七岁以后所作，而非三十一岁时所作，诗中“一去三十年”句中的“三十”二字，亦不当改为“十三”。与车氏一样，当代韩国学术界很多研陶之作多为著者的学位论文。在越南，当今中越之界的文化交往，主要也体现在后者对陶渊明等古代优秀诗人的喜爱与研讨上，如1984年河内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文学辞典》，介绍世界各国名家名著，其中就包括陶渊明及其创作，并推许陶潜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一样，是越南人民熟悉的诗人。”反映出中国汉文学在越南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陶渊明在西方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远较日、朝等东方国家为晚，但随着汉学研究空间范围的扩展，西方国家对陶公及其诗文的翻译、评论与研究仍先后依次铺展，吸引了无数西方读者的目光，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效。

陶诗传入俄国，据阿英考证约在20世纪初中国京师同文馆俄文馆学生张叔严仿俄期间，他曾将陶诗的俄译本送给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并且认为托氏的思想、为人“绝类靖节先生，唯托氏之主义更为激烈耳。”（《关于列夫·托尔斯泰》）这种见解在当时学林带有普遍性，甘蛰仙（1892—？）同样认为这两位文学大师的旨趣多相类似，指出两人气质同、嗜好同、爱人同、生死观同、艺术观同，如论二人艺术旨趣与主张时指出：“托尔斯泰并以为真艺术非美之谓，所谓唯美的艺术，特其伪者而已。但是由托氏的文艺看来，觉得他完全是凭着他的创作的天才。陶渊明也是这样的。我们把他的作品和晋、宋间别的文人的作品，比较看来，就知道渊明不是要在艺术上求美的人，而且他在作品中所运用的艺术手法，都是凭着自己创作的天才，其目的并不在美，由这点看来，他也许当得起‘中国之托尔斯泰’底称号”；甘氏还进一步指出：“托氏底文学，是东方神秘思想与西方现实主义思想的结晶，陶氏的文学是南方柔婉缠绵的文学和北方真率慷慨的文学的结晶……，陶渊明的文学似有一部分南方半神秘的文学和北方半现实的文学的结晶，可见他和托尔斯泰，不是全不相似。纵然不全同于托尔斯泰，也不失为‘中国之托尔斯泰’的本色。”（《中国之托尔斯泰》）从此，陶诗开始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逐渐流传，并开展了初步研究。俄国评陶之作最早见于1914年叶戈罗夫与马尔科夫合编的诗集《中国之笛》，至1984年已达二十余种。在苏联，评陶、译陶成绩最为卓著者乃艾德林（1908—1985），他曾亲赴江西拜谒陶渊明墓，先后出版多部陶研专著或译本，他认为诗人“唯有忠实于自己的时代，他的诗篇才能为一切时代所接受，而且倍感亲切”，陶渊明正是这样的伟大诗人，“陶渊明距离我们已有1500多年，但人们在读他的诗篇时，仍然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现实的关切和忧虑”。艾德林的评论反映出他所秉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文学史现，其译作与对陶诗的称许，极大地扩展了诗人在前苏联地区的积极影响。

在德国，1899年弗尔克译注并出版《陶渊明：桃花源》一书，赞扬陶作“精彩绝伦”，其译诗引发了德国读者对陶公的浓厚兴趣。20世纪有《陶渊明及其诗歌》、《陶渊明》、《中德四季即景》、《陶渊明诗选》等多种译本或专著在德出版，为德国人民认识、理解陶公及创作提供了方便，推动了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

在芬兰，著名中国古典诗词翻译家伯尔蒂·尼耶米宁（1930—）翻译有《陶渊明诗集》出版，其译文准确、简洁、典雅、深沉，颇受芬兰读者欢迎。

在荷兰，著名诗人杨·斯劳沃霍夫曾用中文笔名“用不中”发表一个诗集，其中包括一些从德、法、英语转译的陶潜、李白等人的作品，为中、荷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陶渊明作品在英语国家或地区的流传和研究，起步虽晚，发展颇快。1916年英国克兰默翻译《汉诗选译集》出版，其序言曾指出：“西方译者忽视陶渊明，其实陶诗中值得翻译的作品不在少数”。1918年阿瑟·韦利译《一百七十首中国诗集》出版，其中包括陶诗十二首。20世纪30年代以来，用英语介绍、研究陶渊明及其创作的著作已出现十五、六种，其他有关中国诗歌的英译本，也皆篇数不等地收录有陶诗在内。这些译著在翻译的同时，对诗人五彩缤纷的艺术天地开展了初步探讨，如威廉·阿克《隐士陶渊明：陶诗六十首》的前言就坦诚地表白译者的陶学观，他将陶诗放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观照，称许“他的诗达到一个完美的高度”、“陶渊明像贺瑞斯（罗马诗人及讽刺家）一样运用他自己的韵律，并且暗中自认他的诗歌将经受时间的考验”而千古流芳，该著对陶渊明在中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地位的充分肯定是很有见地的，但他对陶公哲学、人生观的理解与分析，则难以差强人意，如他断言陶公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则反映出一个西方学者偏颇之见，我们不必要求它会成为陶坛同仁所能普遍接受的共识。本来嘛，对陶公宇宙观、人生观的评论，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局面且将无限延续下去，每个读者心目中都有自己独特的陶公影像。

在美国，随着陶潜、王维等诗人作品的译介，不少美国读者开始迷恋中国田园、山水诗那种清新、宁静的艺术风格，并试图在他们的创作中恢复那种默默地怀旧的魅力，如美国当代诗人“罗伯特·布莱在研究了陶潜的诗之后，掌握了中国诗歌的精神：虚静。他把自己的诗和翻译的陶潜诗一起收入1972年出版的诗集《跳下床来》，那种令人满足的平和从古代中国一下跃入他的诗中，就像这首《在火车上》：‘曾下过一场小雪，黑色的车印在黑暗中时隐时现，我凝望着车窗，它点染着柔和的微尘，在密苏拉我已醒。蒙塔娜，真令人高兴。’很少能有人写得比这更简单了，更无人还能希望那种典型的中国式的解脱，未被污染的自然的宁静在诗中会得到更多的渲染。”（赵毅衡《第二次浪潮：中国诗歌对今日美国诗歌的影响》）除了欣赏和借鉴，美国学者对陶诗的研究也在逐步展开，并成为美国汉学界研究热点之一，哈佛大学名誉退休教授海托华（1915—？）是美汉学界的泰斗，20世纪50年代就翻译了陶渊明全部赋作，并注解了赋中的典故、轶事的出处加以出版。海托华20世纪70年代初又翻译、出版了全部陶诗的英译本，同时附详细注解，包括中国历代对陶诗的诠注，所占篇幅颇大，甚至超过诗歌译文本身，显示出译者对陶诗研究的浓厚兴趣。执教于耶鲁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将自己评陶定位在“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其论文《我的明镜——诗之为自传》于1982年6月在美国缅因州召开的“汉到唐代诗学讨论会”中宣读，据林文月教授评述，论文提到的“一介晋朝的农夫”便是影射陶渊明，宇文所安认为“他向我们展示其诗，我们乃大感惊讶：原来此人竟与其外表大异其趣”。断言：“陶潜并不是那个我们所爱的知足的隐逸农夫”，在其笔下，陶公仍是一个相当汲汲于营取身后清誉的有心人物，对此，林文月教授婉转地加以反驳：“姑不论‘文如其人’这句中国的老话是否适用于一个作家，但是就陶渊明个人的作品而言，他并没有只呈现人性高尚美好的一面，却同时也呈现了他在现实生活中时时不免于物质匮乏的焦虑，与精神矛盾的挣扎等等人性较不完好的另一面。不过，在坦呈其欢愁的本性之外，他又时时以古代圣贤的典范遗训策励自己，提升自我，在许多挫折、困顿，甚至于牢骚、激越之余，终于体现了‘独善其身’的原则”（《叩门拙言辞》），林氏所言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海峡两岸陶坛的主流见解，反映出中国陶学家和美国汉学家在陶渊明评价上的差异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在法国，最早将陶诗译成西方语言的是法文刊物《中国丛刊》（1776—1814陆续出版，共十六卷），其中有简要介绍陶诗的文字。法国著名汉学家马古里埃著有《中国语文》（巴黎1926年出版）、《中国文学评论集》（巴黎贝育书店1948年出版），两书均有陶诗的选译。上世纪20年代，留欧的中国诗人梁宗岱翻译《陶潜诗选》法文本于1930年在巴黎出版，他曾将该译作寄给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866—1944），使之深为情动，在给译者的回信中大表赞叹：“这是一部杰作，从各个方面看：灵感、移译和版本。……那奇迹，对于我，在这样一部作品里，就是它和那最古典的地中海——特别是拉丁诗的真确的血统关系。贺拉斯和维吉尔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而在一些和谐的沉思，如‘蔼蔼堂前林’或‘少无适俗韵’里，我听见了阿尔卑斯山上一座别墅里的泉水的庄严音乐。……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发觉中国的心灵和法国两派心灵之一（那拉丁法国的），有许多酷肖之点。这简直使我不能不相信那种人类学上的元素的神秘的血统关系——亚洲没有一个别的民族和我们的民族显示出这样的姻戚关系”（梁宗岱《诗与真二集》）。罗曼·罗兰对陶诗的衷心赞美生动反映任何岁月的长河，皆阻隔不了中法两国诗人心灵的碰撞、交流和会通，这种交融似乎建立在两个民族“那种人类学上的元素的神秘和血统关系”的基础上，使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通相融，永无穷尽。

在促进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上，陶渊明及其诗文以其得天独厚的特殊地位，曾经立下无数丰功伟绩，在未来人类发展的长河中，他仍将一如既往地具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为诗人家乡的星子县，必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友人和陶诗爱好者前来探访陶公故里遗迹及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色，并从中得到新的启迪和收获。

最后，祝愿陶渊明这张文化名牌更加亮丽，让陶渊明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和全人类。